2014年4月12日 星期六

君主論(02114501)

  • 如何成為以及更能成為獅子與狐狸集一身的君王?

  1. 這個問題好像有點類似宜家提出的「馬基維利沒有講清楚君王應有的品格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但我在此做幾個設想,這樣的君王出現的因素可能會有哪些。
  2. 這種品質可能是本性中存在的。正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談到「一部份人天生註定治於人,一部份人則註定治人…那些要屬於他人而且確實屬於他人的人,那些能夠感知到別人的理性而自己并沒有理性的人,天生就是奴隸。」由此推論,我們是否可以說,統治者天性中所具有的統治品質就必然讓他們成爲了「自然君主」,這樣的一種自然為規律且必然發生。那麼既然作為君王的品質是自然地被設定好的,作為非統治者的民眾自然地不應該質疑作為治理得好的君主的品質到底該是如何,去評判其道德或是不道德,因為他們已經被設定為不具有此種品質,也無需具有此種品質,那麼他們已經缺乏了批判一位「自然君主」的存在的能力。
  3. 這種品質是完全被創造的。類似蘇格拉底對於「哲學家國王」的培養,用一些實用性的技巧比如幾何和算術,而這裡則應該會是軍事和統治術等,去學會此種統治技能從而再內化為品質運籌帷幄,可是,教會君王這些品質是誰?到底是有一位深諳此種技術和能力的人嗎,那他爲什麽不先讓自己成為君王?還是君王的這種能力和品質的加深是在實際的政治參與中逐漸自我培養的,那這個自我培養的過程是如何進行的呢?
  4. 這種品質只是理想化的模型,事實上并沒有辦法實現。正如馬基維利只是在《君主論》中寫出作為一位統治得好的君主應該具有什麽品質,而我不知道他是故意還是無意漏掉了這樣似乎面面俱到的君主的形成原因。這是否說明他本身就沒有「如何形成」的概念呢,即覺得這種君主出現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知道如何讓他「出現」;還是說他知道自己提出的君主擁有只是非常理想化,卻沒有辦法真正讓其實現的品質而故意忽略掉了「如何」這一部份呢?

3 則留言:

  1. 今天看到《君王論》第九章 論市民的君主國 裏面有講到「君主要贏得人民的好感有許多方法。這些方法根據各種情況而互不相同,我們不能夠製作出一定之規,因此現在就不談了。我只是斷言:君主必須同人民保持友誼,否則它在逆境中就沒有補救辦法了。」由此聯想到,既然贏得人民好感的方式有許多種,那麼是否其實「如何成為獅子般兇猛和狐狸般狡猾的君王」的方式也同樣不能做出一定之規?「如何成為」本身就是一個沒有範圍限制的詞,并不像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以被計算出來的「君主國的種類」。在此之下,馬基維利可能覺得,自己既然是作為一名從事政治的人,都應該把「君主如何贏得人民好感」這類問題的解決方法交給君主依照現實情況自己探索,那麼「如何成為」的這種更偏向教育,範圍更加廣的問題應該交給更適合的人去探索,而非作為本身參與政治的自己,自己只負責「斷言」,其他的就交給後人去思考和實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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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很好的回應!按您的看法,「政治」是非常艱難的事業,全看從政者的探索與實踐,那政治學到底要教什麼?政治學有助於治國?參政和治國是可以傳授的嗎?政治學適合年輕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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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對於政治學要教什麼,我有幾點看法。
      1,倫理學。在於思考學習獲得判斷善惡,是非能力,構想人們如何過更好的生活,在「人們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基礎上,去探討「更好」的層面則需涉及「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公......」的判斷。統治者更需在做出決定之前盡可能地明確其手段,代價,目的的聯繫以及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獲得理想的結果。
      2,軍事戰術。韋伯在《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中談到「武力乃是國家特有的手段,國家和武力之間的關係特別密切。」可見武力軍事為政治學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國家軍力的強盛是無須依靠僱佣軍,援軍和混合軍隊的基礎,也是防止統治者權力的削弱甚至失去的條件,同時對於抵抗外國侵略以及需要擴張領土都有重要意義。另外,對於維護國內治安與穩定,特別是《君主論》中「對於佔領前在各自法律生活的君主國」,馬基維利建議君主親自前往駐在那裡,在此基礎之上,我認為還需要有本國的軍隊同時駐扎,有良好的軍隊才會有有效的法律執行,不管這個法律是保留原君主國的法還是新君主所創製的法,都是如此。
      3,修辭。演講作為一項重要的能力,對於古希臘參與政治生活的民眾而言尚且如此,對於統治者更是如此。亞里士多德把修辭術定義為「在每一事例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它不限於特殊的事物對象,並且是一種創造于發明。重視「說服方式」使統治者與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人能夠以合乎邏輯的方式把複雜的事物說得清晰明了,並可借此達成政治目的。

      二,政治學不適合年輕人學習,但是年輕人需要學習政治學。
      1,年輕人缺乏實踐經驗,了解現實世界運作的經驗是政治學學習的條件之一。若無現實的經驗而只是理論上,知識上的探討和研究,則可能會出現「最理想的」和「最相關的」的矛盾。僅僅以最理想的方式去設想政治藍圖而不關心其可操作性與否容易使政治學淪為「知識」而已,而完全無助於治國,甚至一旦實踐,還可能妨礙治國。
      2,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提到年輕人在品格上的幼稚,縱情嬌氣還為感情所左右(選總統和挑男朋友差不多為例),這些對於政治學研究而言都是弊端。年輕人有時連自身定位都不足,忙著追求的或許並非專心於政治學,理性不足和自控能力的薄弱都是其偏離政治學研究的因素。
      3,但年輕人需要學習政治學則是以年輕人學習的特質而言,年輕人需要以一種開放性的態度面對知識,「廣」的知識面由年輕始而積累,其中包括政治學。從而年紀漸大而由開始的「廣」而化為「深」,這種「深入」並非單單是知識積累的總和,而是通過了轉化,能夠轉化的基礎是通過了現實經驗的積累以及理性的完善,也就實現從「需要」到「適合」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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