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托(02114143)

若當時希臘雅典沒有實施民主制度，那麼蘇格拉底還會如此服從國家並接受審判嗎 ？

一、民主制度一直是希臘為人所稱頌的體制，然而蘇格拉底卻對於民主制度中過多的自由極度反對。假使今天希臘不再實施民主，而是像中國一樣極權專制，王權掌控著人民的一切，命令往東向就不得往西走，賜死即不得生，蘇格拉底會不會就這樣順從國家，慷慨赴死？自古在中、西兩方的政治體制就具有極大差異，君王統治、集權專制更是中國政治的一大特色。但早在希臘的雅典時期，西方已開始實行最初的民主，而蘇格拉底卻是對民主制度極度反對，他堅信：「理想存在於一個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對於「菁英主義」的推崇，在《理想國》一書中，表達了他對雅典民主的批判，他認為「把國家政治交到一群無知的人民手中，將導致國家的衰亡。因此必須由哲學家來擔任國王，並透過階級和職業的世襲，保存菁英的純正血統，以及職業的專業技能，方能延續國家的生存。」

蘇格拉底反對民主政治所鼓吹的這種因狂熱參與所帶來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容易讓民主政治陷入多數人暴政的泥潭；抵制或消除這一缺陷，尊重自由仍是衡量民主政治的圭臬，而對自由的尊重必然蘊含著反對的訴求，沒有反對的、簡單多數表決的民主，往往會淪為多數人的暴政，換言之，民主的過程是個多數表決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是以少數人的反對作為前提而達成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多數人的統治，而是少數人的反對。以壓制少數人反對作為前提或代價的民主，其實是對民主精神的背叛和傷害。這一點不只在古希臘諸如雅典之類的城邦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近代民主實踐中亦難以根除。也許蘇格拉底早已看見當時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所以對民主政治總有一種「有如錦繡綢緞，五彩絢爛，看起來確實華美」揶揄反諷式的讚美。

但令人好奇的是，若是今天蘇格拉底所生活的處境是專制的中國王權體制，而非處在民主政體之中，他會不會依舊順服國家的裁決，接受死亡；又或者是放棄他所堅持提倡的原則，實令後人玩味。

二、假使雅典沒有實行所謂的民主制度，蘇格拉底可能會逃亡，依我個人之淺見，

  其理由有三，分述如下：

(一)首先，在他與克里托的對話中，可以從他的言辭中得知，蘇格拉底拒絕逃跑的原因是因為他了解到他必須遵守這個城邦的法律，服從這個城邦的公民和法官、以及陪審團所審判的結果，否則他便會違反他與這個城邦的「契約」，而這種作法違背了蘇格拉底所提倡的原則的，因為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同時也是因為擔心若他逃亡後雅典將再沒有好的導師可以教育人民了。然而，若是生存在君權至上的東方國家，城邦沒有法律，君命是從、王權至上，民主制度便不會存在，因此，我想蘇格拉底或許會接受克里托的建議：越獄謀生。

(二)在政治方面，蘇格拉底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認為各行各業乃至國家政權都應該讓經過訓練、有知識、才幹的人來管理，而且極度反對以抽籤選舉法實行的民主。他所認為的政治思想是以倫理學為中心，政治任務就是「關心」所有同一城邦公民的靈魂，使他們達到儘可能的完善，「善的知識」也是所有政治家所該具備的條件。蘇格拉底認為他那時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點，就是將社會交在既無遠見，又無專門知識的人手上，而中國的王權世襲制自古以來便是不變的道理，君王資質的好壞並非決定繼承王位的要件，唯一的決定要素就是嫡長血親，雖然仍有許多明理、受後世稱頌的賢君，然而資質差、不辨是非的君主仍不在少數。因此我認為，如果蘇格拉底存在於王權至上體制中，最終他應該會選擇逃亡。

(三)蘇格拉底探究真正實在的哲學路線需要永無止境的對話，需要沒有限制的言論自由。他認為言論自由是人類作為理性生物必須具備而且也不可剝奪的至高無上的權利，如果一個城邦中的公民沒有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的自由，那麽這個城邦就不是一個好的城邦或好的社會。但人類必須在城邦中生活，作為城邦的公民，服從那城邦的法律也是每一公民至高無上的義務，因為一個城邦如果沒有法律，就沒有誰會真正在乎它。即使一個公民所在的城邦錯誤地對待了自己，也只能訴諸言論自由“按普遍的正義”去說服城邦，而不是直接推翻或顛覆城邦的法律以使自己得以開脫，正是言論自由這一至高無上的權利與服從法律這一至高無上的義務之間所存在的緊張，也因而使得蘇格拉底之死頗具悲壯色彩，且成為後世思考自由與法律問題最值得探討的歷史篇章。無論是對於言論自由的執著，還是對於服從法律的堅信，蘇格拉底都訴諸作為一個人或一個公民的自由意志，言論自由與服從法律之間的衝突，最終仍是畫上句點，但若是生活在過去封閉不自由的王權制度之中，蘇格拉底或許會認為，逃獄另謀出路會比犧牲生命將是更好的抉擇。

         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難，沒有什麽人比蘇格拉底之死更能如此深深震撼人類的心靈了；但與耶穌受難所不同的是，蘇格拉底選擇犧牲生命，似乎頗有耶穌完成了神的使命的那種自覺與自信，但作為俗世的聖人，蘇格拉底之死的價值選擇，卻有著自身獨特的蘊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