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本主義所產生的資產階級,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產的資料集中,使財產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因而形成政治的集中。然而,共產的政治形態使一切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法律、民族階級。但是,共產黨所創造的國家,一切真的為統一嗎?不會有任何的階級嗎?那麼統治者也同其他的百姓一般,同為同階級嗎?
- 共產制度之中真的沒有任何私有財產存在嗎?所謂的共產真的就是象徵一切都是全體所共有?而沒有任何「共產」和「私有」共存的空間嗎?
2014年6月3日 星期二
共產黨宣言(02114143)
2014年5月20日 星期二
聯邦黨人文集(02114143)
- 文中曾提到:聯邦體制的政體能夠比民主政體更能夠避免黨爭,又提及共和體制能夠保護公益和私人利益免遭這種黨爭的威脅,保持民眾政府的精神和形式。
- 為何美國仍從聯邦體制走入民主制度?為何聯邦的政體不是盛行於當代世界的政體?
- 若是為了避免黨爭且欲管理更廣的土地與更多的人民,那麼採用獨裁政體是不是較共和政體好?雖然人民的權利遭到限制,但更能夠限縮黨爭所需要的自由,辦事又較聯邦體制中各邦的意見容易統合。
2014年5月13日 星期二
社會契約論(02114143)
- 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裡談到: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益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在共同體之中接納每個成員作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那麼,所謂的最高指導必然是由主權者所統領的權力之下,所形成的社會契約。因此,主權者必定是擁有相當的權力才能夠作為主導。
- 若是主權者在擁有軍權因此得以成為社會契約的領導者,假如當主權者喪失權力的統治,社會契約是否會就此消失?
2014年4月29日 星期二
利維坦(02114143)
- 在第17章中,霍布斯曾提及:「如果要建立這樣一種能抵禦外來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全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土地的豐產維生並生活得很滿意,那就只有一條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託付给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體。」依照這種說法,我想霍布斯所說的應是國家。然而國家所象徵的是公益,個人則是私利,公利與私利之間,可能相合,可能衝突。若是兩者相衝突,那麼人們是該分裂再去形成另外一個集體,又或者該以甚麼辦法解決?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
政治學(02114143)
亞里斯多德曾在篇章中引述到:「野蠻人應該被希臘人統治。」然而我想問的是,亞里斯多德是同意這個說法,又或者只是認為野蠻人應該被教化?
- 蘇格拉底對於希臘的民主體制部分感到不滿,此外,柏拉圖也提出理想國哲學家皇帝的看法。因此,對於亞里斯多德是否認同希臘的統治制度感到好奇。亞里斯多德是否查覺到雅典民主體制中的弊病,又或者他與蘇格拉底或柏拉圖的看法一致,所以才引述許多詩人所說的這句話。還是,他只是認為,未受教化的野蠻人應被施予文明的教育,得到一些應具備的基本知識?
- 我認為亞里斯多德是支持「野蠻人應被希臘人統治」這個論點的。亞里斯多德的城邦概念是非常有組織的,是一個自然共同體,甚至被後世認為是以這種方式構想城邦的第一人。此外,亞里斯多的認為城邦應當先於家族,而家族又優先於個人,換句話說,城邦雖然在生成次序中最後,但是在存在次序中卻是最為優先。
2014年3月11日 星期二
王制篇(02114143)
蘇格拉底認為統治者是菁英然而人民卻是資質平庸,甚至愚魯,是國家必然的常態,但是人民若是愚昧無知,沒有反駁的能力,是不是國家就會淪為秦始皇當時所實行的愚民政策?
- 蘇格拉底認為:「理想存在於一個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這是蘇格拉底終其一生所堅持的信念,他所認為的菁英,所要具備的能力是能夠看見善、看見真理的智慧,以及勇敢、大肚、聰明、強記的天賦,擁有如此資質的人才符合統治者的條件。然而,我們並不能保證統治者的人性永遠善良,永遠大愛。如果有一天,統治者為了一己之私,為非作歹,然而人民卻毫無能力可抵抗,又或者換句話說,人民的資質不足以察覺,這樣就與當初秦始皇治理國家的愚民政策無異。
- 所謂的愚民政策是指故意阻擾事情的明朗化進程或不將事件全部信息公之於眾。秦始皇運用了愚民政策,以焚書坑儒等手段遏止反秦思想。秦國實行充斥著愚民思想的商鞅變法的政策,而導致人民在秦國的統治期間沒有即時察覺的能力。蘇格拉底說,君王和統治者並不是那些擁有大權、持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眾選擧出來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簽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憑借欺騙手法取得政權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樣統治的人。而我認為,除了統治者須具備的能力之外,國家也必須存在著監督、制衡,甚至反抗的勢力。就如同孟子所言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統治者若是了解自己所掌握的權力,萬一有不受人民所接受的改變,或是不利於人民的統治,那麼自己便有可能卸下冠冕,如此一來,國家似乎會比較能夠運行妥當,相較之下也較能夠避免暴政。
2014年2月25日 星期二
克里托(02114143)
若當時希臘雅典沒有實施民主制度,那麼蘇格拉底還會如此服從國家並接受審判嗎 ?
一、民主制度一直是希臘為人所稱頌的體制,然而蘇格拉底卻對於民主制度中過多的自由極度反對。假使今天希臘不再實施民主,而是像中國一樣極權專制,王權掌控著人民的一切,命令往東向就不得往西走,賜死即不得生,蘇格拉底會不會就這樣順從國家,慷慨赴死?自古在中、西兩方的政治體制就具有極大差異,君王統治、集權專制更是中國政治的一大特色。但早在希臘的雅典時期,西方已開始實行最初的民主,而蘇格拉底卻是對民主制度極度反對,他堅信:「理想存在於一個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對於「菁英主義」的推崇,在《理想國》一書中,表達了他對雅典民主的批判,他認為「把國家政治交到一群無知的人民手中,將導致國家的衰亡。因此必須由哲學家來擔任國王,並透過階級和職業的世襲,保存菁英的純正血統,以及職業的專業技能,方能延續國家的生存。」
蘇格拉底反對民主政治所鼓吹的這種因狂熱參與所帶來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容易讓民主政治陷入多數人暴政的泥潭;抵制或消除這一缺陷,尊重自由仍是衡量民主政治的圭臬,而對自由的尊重必然蘊含著反對的訴求,沒有反對的、簡單多數表決的民主,往往會淪為多數人的暴政,換言之,民主的過程是個多數表決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是以少數人的反對作為前提而達成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多數人的統治,而是少數人的反對。以壓制少數人反對作為前提或代價的民主,其實是對民主精神的背叛和傷害。這一點不只在古希臘諸如雅典之類的城邦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近代民主實踐中亦難以根除。也許蘇格拉底早已看見當時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所以對民主政治總有一種「有如錦繡綢緞,五彩絢爛,看起來確實華美」揶揄反諷式的讚美。
但令人好奇的是,若是今天蘇格拉底所生活的處境是專制的中國王權體制,而非處在民主政體之中,他會不會依舊順服國家的裁決,接受死亡;又或者是放棄他所堅持提倡的原則,實令後人玩味。
二、假使雅典沒有實行所謂的民主制度,蘇格拉底可能會逃亡,依我個人之淺見,
其理由有三,分述如下:
(一)首先,在他與克里托的對話中,可以從他的言辭中得知,蘇格拉底拒絕逃跑的原因是因為他了解到他必須遵守這個城邦的法律,服從這個城邦的公民和法官、以及陪審團所審判的結果,否則他便會違反他與這個城邦的「契約」,而這種作法違背了蘇格拉底所提倡的原則的,因為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同時也是因為擔心若他逃亡後雅典將再沒有好的導師可以教育人民了。然而,若是生存在君權至上的東方國家,城邦沒有法律,君命是從、王權至上,民主制度便不會存在,因此,我想蘇格拉底或許會接受克里托的建議:越獄謀生。
(二)在政治方面,蘇格拉底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認為各行各業乃至國家政權都應該讓經過訓練、有知識、才幹的人來管理,而且極度反對以抽籤選舉法實行的民主。他所認為的政治思想是以倫理學為中心,政治任務就是「關心」所有同一城邦公民的靈魂,使他們達到儘可能的完善,「善的知識」也是所有政治家所該具備的條件。蘇格拉底認為他那時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點,就是將社會交在既無遠見,又無專門知識的人手上,而中國的王權世襲制自古以來便是不變的道理,君王資質的好壞並非決定繼承王位的要件,唯一的決定要素就是嫡長血親,雖然仍有許多明理、受後世稱頌的賢君,然而資質差、不辨是非的君主仍不在少數。因此我認為,如果蘇格拉底存在於王權至上體制中,最終他應該會選擇逃亡。
(三)蘇格拉底探究真正實在的哲學路線需要永無止境的對話,需要沒有限制的言論自由。他認為言論自由是人類作為理性生物必須具備而且也不可剝奪的至高無上的權利,如果一個城邦中的公民沒有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的自由,那麽這個城邦就不是一個好的城邦或好的社會。但人類必須在城邦中生活,作為城邦的公民,服從那城邦的法律也是每一公民至高無上的義務,因為一個城邦如果沒有法律,就沒有誰會真正在乎它。即使一個公民所在的城邦錯誤地對待了自己,也只能訴諸言論自由“按普遍的正義”去說服城邦,而不是直接推翻或顛覆城邦的法律以使自己得以開脫,正是言論自由這一至高無上的權利與服從法律這一至高無上的義務之間所存在的緊張,也因而使得蘇格拉底之死頗具悲壯色彩,且成為後世思考自由與法律問題最值得探討的歷史篇章。無論是對於言論自由的執著,還是對於服從法律的堅信,蘇格拉底都訴諸作為一個人或一個公民的自由意志,言論自由與服從法律之間的衝突,最終仍是畫上句點,但若是生活在過去封閉不自由的王權制度之中,蘇格拉底或許會認為,逃獄另謀出路會比犧牲生命將是更好的抉擇。
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難,沒有什麽人比蘇格拉底之死更能如此深深震撼人類的心靈了;但與耶穌受難所不同的是,蘇格拉底選擇犧牲生命,似乎頗有耶穌完成了神的使命的那種自覺與自信,但作為俗世的聖人,蘇格拉底之死的價值選擇,卻有著自身獨特的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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