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5日 星期二

政治學(02114141)


自給自足的定義是什麼?如果自足即是目的及至善的代表,則或許自足的概念不是只設限於生理上的自足而有其他層面更廣泛的自足


多個村落為了滿足生活需要,以及為了生活美好結合成一個完全的共同體,大到足以自足或近於自足時城邦就產生了。如果早期的共同體是自然的那麼城邦也是自然的。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目的,事物的本性就是目的。終極因和目的是至善,自足便是目的和至善。

文中寫道城邦的誕生是自然的,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目的所以結合,而這個目的就是要追求至善,然後又說自足便是此目的及至善,然而自足在我們的概念中不是很關鍵性的目的,因為大多在自足後會產生更多的慾望,但他又說這就是至善,所以或許自足的概念不是只設限於生理上的自足

政治學(02114155)

一、
城邦是自然形成的,那為什麼會有:以統治他國為目的的戰爭存在呢?
意思是:人自然形成家庭、家庭自然形成城邦、那比城邦更大的共和體存在為何就無法自然的形成呢?

就歷史層面來看,每個大帝國的形成都是由一場一場的征戰累積起來的,若無武力的施展,則難以一統中原。但就亞里斯多德的角度來看,似乎家庭與城邦皆是自然形成的,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生活得更美好,人身為政治的動物會自然而然的聚集,而無需戰爭的統御。

我不太了解的是:
1、對亞里斯多德而言,戰爭是什麼?戰爭是一種自然狀態嗎?一個以追求至善為目的的城邦為何會有戰爭的發生呢?
2、若戰爭是一種不自然狀態,那為何家庭的組成及城邦的組成都能easyeasy、naturenature,但再高等級的國家及帝國卻不能呢?這證明了國家及帝國是種不自然的存在?

二、
革命者是否為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動物呢(荷馬說的那種)?
他們有意圖的脫離現有的城邦環境,渴望追求更好的環境來生活(例如:若不滿民主而推翻之我們就可以說他是個革命者),這樣的追求自足、找尋至善,卻也脫離城邦之人,該如何去定位他的存在呢?他的存在是具有政治性的嗎?還是他根本沒有資格談政治、他已經脫離了政治?
總覺得亞里斯多德對於善、對於政治的定義與現代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太能懂他的意思。

政治學(02114132)

果然人從古至今都是自私的且擁有各種理由,希臘人奴役他們視為"自然"應當為奴隸的人,但卻又想到一但在戰爭中遭俘,卻又不甘願當奴隸,講出了德性高貴的人是統治者而不該是奴隸,而提出有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奴隸,有些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奴隸,又提到戰爭的公正與不公正。我認為戰爭就是戰爭,沒有所謂公正可言,我認為這僅僅是自認為文明的希臘人為了不成為奴隸而提出的,為了權益不受損而想出逃避的各種藉口,就是文明的希臘人所崇尚的德性與高貴嗎?

政治學(02114159)

  • 作為人的天性中,真的隱含了成為一個政治動物的基因嗎?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透過後天的學習,才會讓人將內在的基因潛能發展而出?
1. 在文中提到,人的確比其他的動物更有成為政治動物的能力,因為人具有語言,且可以透過學習價值觀中的善與惡,但如果排除掉了學習的階段,是否就跟其他動物一樣,並沒有任何先天上的優勢呢?
2. 人的天性上本來就會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與他人競爭,這是與生俱來的能力,沒有人天生生下來就該是一個統治者或是被統治者,都是透過後天的學習,讓自己的能力往上提升才會有這兩者的區別,因此,如果真像亞里斯多德所說,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的話,那麼人人不都可以成為統治者嗎?那怎麼又會有人自願當奴隸被統治呢?

政治學 02114153

1.亞里斯多德認為該由誰來治理城邦?
  • 亞里斯多德的老師-柏拉圖,提出了城邦應由具有足夠的心靈條件及通過重重訓練的哲學家來治理,而哲學家在人生的過程中除了要避開誘惑、堅持意念之外,更要學習各種不同的知識、技能,用以追隨心目中的至善。
  • 亞里斯多德在文章中用女人及奴隸做了個比喻,說明其本性不同,因為上天創造女人不為求多功能,只為了繁衍後代,而當一事物只具有一種功能而非多功能時,這便是製造最好的工具。換言之,柏拉圖所提及的全人訓練的哲學家皇帝,看似是一個多功能的角色,那他會不會不符合亞里斯多德治理城邦的條件呢?
  • 各有所長的科層組織集團及全人訓練的哲學家皇帝,誰是亞里斯多德心目中可以帶領人民追隨至善的領袖?      
2.城邦會是歷史的終結嗎?
  • 人們追求自給自足,然後追求善,在追求共同的至善,在這環環相扣之中,每一層都形成了一個新的共同體(家庭、村莊、部落、城邦),那城邦這階段會達到至善嗎?我們要怎麼知道下一個共同體會不會為了追求更高的善而誕生?
  • 如果城邦即是歷史的終結,那什麼是城邦的至善?如果城邦不是歷史的終結,那走到哪裡(什麼形式、追求什麼)才會終結?

政治學(02114156)

在文章中,亞里斯多德認為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為德性、公正、至善,這些是城邦政治下所有的,因為當時生活的型態是城邦,所以亞里斯多德認為城邦生活已是最終也是最完善的,所以更有詩人提到應當讓希臘人來統治野蠻人的說法。
但是,現在的我們生活已經不再局限於城邦內,而是一個個的國家,現今對政治的定義也不再那麼單純,而有了更多不一樣的說法,如果在跳脫了城邦生活的前提之下,進而使人為天生的政治動物,那對於生活在國家中的我們,試問,亞里斯多德會如何對政治下定義?政治的目的會不會又不同?

政治學(02882035)

城邦中天生的自由民作爲被統治的一部份時,和家庭中天生的奴隸究竟有什麽差別呢?

亞裏斯多德描述了從家庭到城邦的變化過程,試圖説明城邦和政治生活之“合乎自然”。但是他又反對把家庭和城邦進行類比,“主人的統治並不同于政治的統治,一種是對天生的自由民,一種是對天生的奴隸”(第一卷,第七節)。
按照亞裏斯多德最初的邏輯,“那些能夠用身體去勞作的人是被統治者,而且是天生的奴隸”,亦即被統治者就是奴隸,與自由民相區分,但是在第二卷對各種政體的討論中,他又不能否認,在政治的統治中,縂有相對有權的一方和相對無權的一方,那麽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沒有掌權的那些自由民是不是事實上就扮演著類似于家庭中的奴隸的角色呢(他們從德性上講是不同于奴隸的)?
換言之,既然人天生要從事城邦政治生活,而其中存在這種區別還合不合乎自然呢?